的刘晏，在整顿改革财政上，很多方面都实行重商措施；贤相陆贽主张“商农工贾，各有所专”，能“咸安其分”；韩愈不仅以为农工商应并重，且对富商大贾的坐收厚利毫无非议。这反映了在大唐经济的发展中，商品经济也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壮大。面对当时小商品生产者间相互服务，依赖的关系，朝廷不能不对商贾采取一定的扶植政策，通过商贾、百姓多佘产品的出售，获得绢帛、钱和日常必需品等，既有了一定的缴纳国家赋税的钱物，也提高了广大小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和收入，国富民强，也就从财政经济上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其三，中唐以后的一些藩镇割据势力和地方长官，对商贾及商业活动也注意笼络和利用。如山东淄青镇的李正已，年年与渤海通商，其孙李师曾说：“率贾人钱为助，以瞻军用”。节度使刘悟掌管的邢州，“是富商最多”。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不仅以经营工商业获行巨款，且“大贾皆假以牙职，所至多陵轹将吏”。穆宗时，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崔棱打破湖南“丰年贸易不出境，邻部灾茺不相恤的旧法，通流商贾”。又汴州土豪李宏，凶悖无赖，“强贷商人巨万，毫无一还，商旅惊波”，于是刺史任正理为保障商贾利益，决杀李宏。此外，有不少的地方长官均在辖区内积极施行通商务农的政策，收到良好的经济利益。这些措施，大都有利于商业的繁荣和商贾势力的迅速发展，强大。
其四，贵族官僚为了满足他们奢靡的生活，也依靠富商大贾贩卖奢侈品的活动。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要分配保护商贾的利益。由此造成了这些贩运奢侈品贸易的中外商贾势力的上升。如张籍说：“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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