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子不举的事例是一个极端的例证。）在当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制约了人们开垦荒地的规模和粮食布帛的产量，物质条件的有限和人口增长的无序间往往构成尖锐的矛盾。如若这样的矛盾光靠自然力来予以调节，则必然显现出滞后性和残酷性，因而需要人类自身加以充分预见并着手协调。而人丁税恰恰在客观上起到了限制人口激增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减轻与延缓了人口与物质条件间矛盾的激化，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反过来，减免人丁税就意味着鼓励人口增长。
自清圣祖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二百多年里，全国人口从不足一亿激增至突破四亿大关，人口普查的阻力大大减弱固然是一个因素，取消人丁税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汉惠帝时通过向未婚女子征收相当常人五倍的人头税，以推动人口增长，虽采用的方法不同，其作用是相同的。）其次体现在控制人口流动上。人丁税一方面可以起到控制职业流动的作用。汉代对商贾加倍征收算赋，便有着贬抑商人，抑制弃农经商的意图——重农抑商在早期封建社会可保障农业劳动力，稳定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人丁税也有着控制人口地域流动的效果。上文中已提到，征收人丁税以较为完善的户籍制度为前提，而户籍制度的存在，即是将人口固定于一定土地之上，限制人口任意流动，以保证税赋得以顺利征收。一般说来，历史上征收人丁税时期的户籍制度较其他时期而言更为完善，可见人丁税与户籍制度完全是相辅相成的。
当然，任何事物均有正反两面性，人丁税也不例外。其导致的两大问题是虚报户籍、隐蔽人口的产生和遗弃婴儿的现象。既然人丁税是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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