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需要，朝廷不得已每年须以大部分时间移驻东京(洛阳)，即将整个朝廷搬往洛阳以就食。洛阳地滨黄河，漕运虽然艰难，但遭船毕竟可以直达，比西京长安略胜一筹。裴耀卿在评论漕政时曾指出：
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侥遇水早，即便遗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凛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槽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幼劳，皆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
仅此一说，就已充分说明完全仰赖漕运是危险的。
唐朝以高昂代价维持江淮漕运，而江淮消运并不能保证永久畅通，因大运河的较长一段位于河南，而且是运河的关键部分，是运河转入黄河的枢纽。然而中原是兵争之地，一旦中原有事，运河即被切断，如安史之乱时，中原为主要战场，兵荒马乱，淮、汴梗阻，运道断绝，唐朝立即陷入绝境，因失去了江淮财赋，就失去了活命之源，朝廷地位，岌岌可危，在万分危急之中，不得已而改变航道，遭船改由长江溯汉水北上，运抵汉中，然后再改由陆路运往京师。这完全是一种饥不择食的救急之策，不得已而为之，因陆路车载，途程遥远，道路崎岖，脚价更为高昂，沿途损耗更为浩大，而且旷日持久，缓不济急，以致京师米价爆贵，军民乏食，太仓空虚，宫厨断粮，连皇帝后妃也差点成为饿殍。为了活命，遂迫使蜀中人民按穗以供。情势竟如此危急，这时唐朝的命运实己不绝如缕。
但是像这样的危急情势，在唐朝并不是偶然一见，而是屡见不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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