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前偶尔涉猎得来，而穿越之后因为切身体会，才真正开始仔细思考的。如今身为河中节度使，心中又有更加远大的理想，对于这些国家建设之类的事情，也就考虑得更多、更广。他觉得一个王朝没有自己的富国、利民、长治、久安之策，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就地发展经济，以奠立一个地辟、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巩固基础，特别是当遭运已经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朝廷的存亡已经遇到严重危胁，而仍然不肯改弦易辙，速谋自救之道，仍然死抱着错误政策不放，这是使人费解的。
例如大运河虽然可以畅通，但运输却旷日持久，史称：“江南漕船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注，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门，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舟楫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这说明黄河能够航行的时间是很短的，沉溺损耗是很大的。黄河运程到三门而止，三门之险是全部运程的一个最大障碍，在此时的技术条件下，由黄河越三门而进入关中水系是根本不可能的。
朝廷对这个倒是曾经进行过不实际的改进计划，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什么辟高山，易坚石，以另辟新渠，所谓“辟三门之岭，逾岩险之地，傅负索引舰，升于安流”，结果是徒劳无功，岩险之地不能逾越，不能用人力负索把潜船升于安流。不得已在三门置仓，将槽粮搬入仓中，改由陆运，用大车运至渭滨，再转槽京师。道路之梗阻，运脚之高昂，沿途之损耗，丈骨之盗窃，损耗惊人，当时有“用斗钱运斗米”之说，以如此高昂之代价，旷日持久，运到京仓时已所余无几，远不足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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