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便对德宣战，成了一战的直接关系国，具备了参加战后和会的资格，而且随着中国大量派遣海陆军前往欧洲作战并屡获胜利，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梦想，对顾维钧来说，一点一点变得真实起来，甚至让他感觉唾手可得。
然而，当梦想就要变成现实的时候，顾维钧还是要清醒的面对现实。一战胜利后，北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全国放假三天以示庆祝，同时还做出了不向英国提出归还英国在香港特权的决定；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顾维钧不能不考虑英法等主要西方列强的态度。形势虽然“一片大好”，但毕竟不可操之过急。根据此前中英两国的协定，英国将在战后和中国重新展开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这也正是顾维钧三缄其口的真正原因。
无论北京政府还是顾维钧都很清楚，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不在中国，而在美国。他必须首先征询美国的态度，与美国就废约问题达成默契，如此才有可能按照北京政府和民众的意愿完成和谈使命。想通了这一层，也就不难理解顾维钧此行舍近求远绕道先行前往美国的良苦用心了。
顾维钧知道，谈判的道路注定充满意想不到的艰难曲折。但谁也没有想到，代表团刚一出发不久，便接到了日本方面的殷勤邀请。由于担心和谈横生枝节，顾维钧对此特地电告北京政府，要求取消会见日本天皇和外交大臣的计划。但北京政府担心因此过于得罪日本重启战端影响和谈，要求顾维钧“即行按期入日京会见，以觇日政府真意。万一不能支，可酌减酬应，紧要接待不可忽略，事关国际，务应慎重将事，毋负委任。”因此顾维钧不得不先行前往东京，分别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域及媾和委员牧野伸显分别会谈
（二百八十一）据理力争(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