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真正原因。
而让送行者们感到疑惑的另一个问题是，是顾维钧为何要舍近求远，不是搭乘直航欧洲的轮船经印度洋、地中海直抵法国，而是绕道日本穿越太平洋，从美国横渡大西洋。外交部对外界的解释，则是一位发言人所说的“欧亚航线班轮稀少一票难求”。而当时兴高采烈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当中的隐情。
列车在夜幕之中呼啸前行，顾维钧回想前些时候“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的那一刻。在那些日子里，中华大地举国欢腾，上自政府要员，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年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公理”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在中国人眼中，取消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就是最大的公理。由此，能否“废约”自然成了国人评判这次和谈成败的首要标准。
但是，担任外交总长时候并不长的顾维钧清楚，外交舞台上并没有所谓的公理，有的只是强权和利益。事实上，作为曾经在“二十一条”事件当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顾维钧，比任何国民都渴望“真理战胜强权”，他不止一次认真地设想在战后和谈中“毕全功于一役”，废除列强同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场景，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当年为“二十一条”与日本人苦苦争斗的顾维钧曾经告诉过他，“将来战事完毕，必有大会，以历史观之，当日柏林会议、维也纳会议，凡间接关系之国均可加入。此次战事牵动全欧，或亦令间接关系国加入，亦未可知。”当时中国尚未对德宣战，这番话被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以“非交战之国不能与会”讥笑为天方夜谭。然而，随后中国在袁世凯称帝
（二百八十一）据理力争(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