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曾说唐朝“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按这个划分，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实际上仍然处于较旧的封建阶段，倒是后人们普遍认为中晚唐这个“衰世”，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却开始孕育出新的变化。
比如说在盛唐，货币经济尚未恢复到西汉水平，社会上仍然盛行实物交易，最流行的支付手段竟是布帛而不是铜钱。那时的城市禁止夜生活，连长安这种国际化大都市也实行严格的宵禁，一到晚上就死气沉沉，平民夜间随便出门是要被拘留的。商业贸易被限制在固定的坊市之内，还远未形成发达的生活服务业和市民阶层。这些都反映出盛唐虽国富力强，但在形态上仍然落后，而改变都是从中唐才开始的。
唐代门阀贵族在政治上的势力依然很雄厚，剧烈的土地兼并就不可免，到中叶均田制和府兵制都被破坏，农民流离失所，中央只好改行两税法和募兵制。募兵制募出了许多拥兵自重、不服中央管制的军阀，形成了藩镇割剧的局面。
毁天灭地的农民大起义，毁灭性扫荡了门阀贵族这个腐朽势力，使之永久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却无法消灭藩镇这个新怪物。而在李曜这个后人看来，藩镇不解决，唐宋之交的政治升级就无法完成。不过幸好，正是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时代，中国虽然付出了华北几乎被毁的代价，却也基本解决了藩镇这个前进障碍，所以才能在宋代迎来一个新的繁荣期。此时的上层组织，世袭的衣冠权阀消失了，贵族政治为文官政治取代，凭科举上位的“形势户”——来自地主阶层的儒生成为执政的主导力量。军事上藩镇军阀被具有儒家信仰的将领所取代，从此根基稳固，再未发现过贵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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