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侍丁养老之制在唐朝也得到进一步完善。“男子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为侍。八十以上令式从事（依有关法令办理）”，“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若子孙人数不够，“听取近亲”，“无近亲，外取白丁”。以非亲属之白丁，免役以养孤老，这种“侍丁”就是国家雇请的了。对孤寡老疾的经常性济养，唐令还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
大唐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充分体现了孝文化的深刻内涵，而且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色养”。何谓“色养”？《论语·为政》里说：“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后来朱熹集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一说，谓承顺父母颜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后因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说的是子孙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唐初名相房玄龄在对父母“色养”方面堪称典范，《贞观政要》卷五有言：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遗寝床、粥食、盐菜。
由此可见，“孝”在此时，被认为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只有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才能忠于国君。修身，才会齐家，也才有国治天下平。
李曜之所以有偌大的君子名声，在李克用致函之后，也不得不放下手头一切杂事准备北上，正是因为在这个时代，你可以刻薄、可以吝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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