役之费，一钱之敛”，货币成为税收的主要方式。政府征发徭役也以雇为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放松了。正如陆贽所说：“变征役以招雇之目，换科配以和市之名”。
同时，唐后期一些统治者也认识到商业和手工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甚至将其与农业同等看待，如德宗就认为“通商惠人，国之令典”；陆贽也云：“商农工贾，各有所专，凡在食禄之家，不得与人争利”。唐后期农村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农产品商品化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宽松的政策为农民从事多样化经营提供了保障。这样一来，农民为完成国家赋税和养家糊口，扩大了以农业为主体的多种经营；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弃农经商，或靠佣工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农民从事多种经营，促进了唐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宣宗大和年间，京畿地区“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除了粮食生产和买卖外，农民还从事商品性蔬菜和花卉的种植、甘蔗、柑橘和棉花生产。
这些在唐代的诗词中屡见不鲜。此外，渔业在唐代后期也发展迅速。专业渔民及半渔半农之家在江南地区人口总数中占很大比重，咸通时期诗人周繇说江州地区“乡户半渔翁”；杜荀鹤也说益阳县“户口半渔樵”。渔民捕鱼除自食外，还出卖以贴补家用，充添税款。因此，临近河湖之处或城邑附近往往有鱼市。
农民除从事农业生产外，也大量从事商业活动。由于两税法不再抑制土地兼并，因此兼并现象更为激烈，出现了“农人日困，末业日增”的现象。唐代后期商业的迅速发展不是偶然的，其社会基础是大量的农民从商队伍。正如后人王钦若所评价的：“农亩益去，人趋其末以为活。”农民亦农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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