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对于贵族官僚“永业田”的授田规定了很高的数额：“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各十一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各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一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而且，“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规定他们授得的永业田有永久的继承权，可以买卖、贴赁和抵押，私有权十分明确。大唐还推行赐田制，赐给贵族、官僚们大量土地，也具有明确的私有权。同时，又有不同顷亩的职分田授给在职官僚以及公廨田授给政府机构，贵族官僚们虽不拥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但实际拥有这些土地租佃经营的收益权。
但是，贵族官僚们对此并不满足。在唐廷建立之初，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了对土地资源和财富资产的非法占夺。早在高祖武德年间，太子李建成就“与诸公主及六宫亲戚，骄恣纵横，并兼田宅”。太宗贞观年间，泽州前任刺史张长贵和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在益州，“地居水侧者，顷直千金，富强之家，多相侵夺”。高宗永徽年间，“豪富之家，皆籍外占田”，如长安富商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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