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识到相权对君权的制约及其作用，因而能以政事堂为舞台，导演出有声有色的“贞观之治”。
第二次权力危机是武则天篡权。武则天从高宗永徽五年入宫，到载初元年九月九日即位做皇帝，经过三十六年的惨淡经营，通过一条阴险狡诈、血腥残忍的道路，造成中央政权几度危机，然而因为有政事堂制度的制约作用，遂使得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仍能稳定地向上升的趋势发展和前进。
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先后用宰相七十六人，被杀者十四，被流者十，被贬者十九人，仍然出现一大批直臣名相，如狄仁杰、姚元崇相于内，娄师德、郭元振将于外，在政事堂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武则天的专横不得不受到制约。如果没有中国特有的皇帝制度，没有母后摄政的合法惯例，武则天上台做皇帝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政事堂制度下群相的制约和辅助，她要稳定政局，治理国家更是办不到的。而政事堂制度也正是在武则天时代，有了重大发展和变化，其实并非偶然。
在原先的历史上，有唐一代二八九年，连武则天在内，凡二十一君。在这二十一个皇帝中，中宗、睿宗、顺宗、穆宗、敬宗、哀帝，在位不过五年。高祖虽是创业开国君主，后世人一般认为其才德不过中主。而高宗、肃宗、代宗、德宗、懿宗、僖宗均为平庸之主。文、武、宣、昭诸帝可算中主偏上。称得上“明君圣主”者，唯太宗一人；玄宗、宪宗次之，已是半明半昏之主矣！二十一君状况如此，而唐代近三百年历史，社会经济竟有巨大发展，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鼎盛时期，岂是偶然？
李曜由此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改革，永远是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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