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恩格斯的科学论断，李曜在心中剖析了一下政事堂制度的产生与形成的历史过程，他觉得，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始终是封建专制主义政体中牵动全局的核心问题。毫无疑问，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与斗争，也是整个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
历史表明，唐初三省分权，使相职一分为三，互相牵制，目的是为了便于皇帝控制。不久，中书出令，门下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直接影响到皇帝诏令的贯彻，于是太宗皇帝提高了政事堂的地位，使三省配合更加密切，连为一体，进一步加强了皇权。
高宗以后，律以“平章事”、“同三品”等衔行宰相事，参加政事堂议决军国大政，品位不高，易于控制。至于从门下省迁政事堂到中书省，抑门下之势，张中书之权，其用意在加强皇权尤为明显。
开元中，合中书门下为一体，另设五房办事，高高凌驾于相府之上，而原来的中书门下省机构名称虽存，殆成闲所矣！从政事堂制度形成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及其分合应变的斗争现实，可知皇帝利用政事堂这个权力舞台，其目的是要在更大范围内，更有效地集中统治阶级的意志，把君主个人专制与宰相集体议决这种对立面的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从而更加强化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从政事堂制度形成过程中，李曜还看出，其实皇帝正是为了使他们“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消灭，“就需要有一个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于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政事堂，便从控制矛盾与冲突的“需要中产生”。
那如果再从皇权专制制度本身来看呢？皇位继承制度是专制独裁的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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