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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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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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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概括起来,认为其佛儒会通的具体含义有以下几点:
    其一,佛教讲孝敬,与儒家相合。《送元皓师序》说:“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而元皓师则不然,他求仁者帮助归葬其先人,“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知道者与?”又说:“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訑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皓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送浚上人归淮南觐省序》亦云:“金仙氏之道(即佛教),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
    孝道是儒家伦理之首,也是全社会道德行为评价的第一位标准,自汉魏以降执政者无不标榜“以孝治天下”。
    佛教东渐与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关键性问题是“众生平等”的观念与孝亲敬长的观念的矛盾。佛教提倡离家弃亲,出家修道,儒学强调敬养父母、传宗接代,如何将这两者加以调和是佛教华化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学者提出两个辨法;一是宣传间接行孝论,二是发掘佛典中类似于孝道的内容。如刘勰作《灭惑论》说,佛家之孝在于“学道拔亲,则冥若永灭”,因而非但不是不孝,而且是大孝。孙绰《喻道论》则说:“佛有十二经,其四部专以劝孝为事。”
    柳宗元认为,出家人不必斩断一切尘缘,对先辈的孝敬之道应当保留,并且在尽孝道的过程中体悟大道,即所谓“勤而为逸,远而为近”,这样的人能在入世中出世,才是真正的知“道”者。柳宗元同孙绰一样,把在佛经中本不占重要地位的报恩思想突显出来,并且说可以通过孝道得到解脱(“由孝而极其业”),这都是用中国人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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