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耳”。清乾隆时所编《唐宋文醇》干脆在唐宋八大家外加上李翱与孙樵凑足十家。可见李翱的自负并非狂妄，倒确是近乎事实的。
这是文化上的，也可以说小一点，是文字上的本事。而在儒道恢复上，韩愈是以千余年后的孟子自居的。但李翱在《寄从弟正辞书》则也说：“仲尼、孟轲没千余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复性书》又说：“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他要以复道为己任，也要作千余年后的孟子。
事实上，他此方面的成就比韩愈一点也不逊色。例如，苏轼《韩愈论》批评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而欧阳修则偏偏对李翱备极推崇：“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具论也。”到了南宋，李翱的学术地位被理学家抬得更高，以至于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明言“李习之学识过韩退之”。明清亦不乏响应者。例如宋濂《宋学士文集芝园续集》卷二之《胡仲子文集序》谓“其《复性》、《平赋》二书，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盖唐人之所仅有……习之识高志伟，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杰之士哉！”全谢山《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七之《李习之论》也认为唐人中“解《论语》解《孟子》，则习之一人而已”。
不过这些东西李曜知道，裴枢自己就是“古人”，却是没法以后人的观点来驳“古人”了，但他却找了另一方面的佐证，接着道：“从韩李年谱可知，韩李结识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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