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让其朝着先进的方向改进，而不是墨守成规，渐渐僵化。
其实要真说起来，如今的禅学也高度儒化了。佛儒之间不是更加对立了，而是更加接近了。因此，柳宗元的儒佛汇合论符合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包容性和不断吸收新的异质文化趋向礼富化的大方向，比起韩愈狭隘的民族文化观，更为博大和具有进步性。不过柳宗元也像韩愈那样，毕生用力最勤的仍是诗文，除了《天说》、《天对》颇有特色外，他对于儒家的心性之学没有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和阐发，因此也很难在佛儒会通上做出有创造性体系的理论贡献。
柳宗元对于宗法等级社会的思想文化结构需要以儒学为中心这一原则，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于儒门面临的理论危机缺乏紧迫感。要知道，此时的儒学确实处于困境，若不掀起一个理论研究的高潮，若不重新对儒家学说大力整顿、对儒家精神大力阐扬，那么在儒佛交流时，儒家非但不能援佛入儒，还有被佛学吞没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柳宗元又不如韩愈清醒。所以韩与柳在对待佛教的态度既是互相相反的，又有互补的一面；韩愈着重显示佛儒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柳宗元着重显示儒佛之间的一致与融合；儒佛之间又斗争又融合，推动着儒佛关系的发展，而儒佛合流是主要趋势，儒佛对立是支流，历史上这一支流此后越来越减弱，再也没有发生像韩愈那样激烈的反佛事件。
李曜在这里听得入神，里头的名流大儒们也渐渐争论得越来越激烈了。
崔远正说道：“若说昌黎先生不如柳河东，某实不敢苟同。昔者韩昌黎称李公习之[注：李习之就是李翱，其字习之。]曾为其弟子，李习之公对儒、佛之研究，未必逊于柳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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