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皇室贵族和官僚集团服务的。而西市的繁荣，又以“胡商”最为著名。胡商所经营者，多为珠宝珍贵，非寻常百姓可问津。因此，东西两市，从设计思想到实际效果，主要是为宫城和皇城以及周围的官邸豪宅服务的，“公款消费”有可能占主要地位。李曜忽然想起后世许多文章引吴凑任京兆尹时请客一事为例来说明两市饮食业的繁荣。“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其实，这同后世某些贫困地区的餐饮业和娱乐业畸形发达没有什么两样。以东西两市某些豪华奢侈消费说明长安城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本身就论据不足。另外，最为文人称道的平康里（坊），即青楼，恰好就紧挨着皇城。所以在李曜看来，即使在古代中国，色-情业只有紧紧傍上权贵才能昌盛，似乎也早已成为铁定的法则。
东西两市的店铺规模都不大，李曜随意看了看，最长的不过三丈余，最短的只有一丈余，进深均为一丈余。不过他又发现，许多店铺乃是官贵修造，租赁收利。从店铺的租金来看，其商业的繁荣程度颇有疑问。众所周知，租金的高低反映着铺面商业利润的高低。而在唐朝最为繁盛的时期，官定租金限价月不过五百文。玄宗曾为此颁发诏书称：“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显然，由租金之低可以推测出一间铺面的每月利润是十分有限的。
至于唐朝中期以后，朝廷对两市商贾的“借钱”盘剥，增加商税，括僦柜质，间架除陌，特别是宫市白望，对商贸活动的打击摧残累累见诸史篇。这时候李曜想起来一件事，德宗在建中三年“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
第181节(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