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令孜、杨复恭等，但由藩镇干政发展到挟持天子的藩帅则为数不多。其实，对于“挟天子令诸侯”，唐末诸雄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李曜记得范祖禹在所写的《唐鉴》中评论上源释事件时说：“自是以后，藩镇擅相攻伐，不复秉命，以天子不足诉也。唐之政令不行于藩镇，实自此始。”他认为自此唐廷在全国范围内丧失了权威。
此后藩镇兼并战争更加肆无忌惮，但此时的各地诸侯还没有上.升到“挟天子令诸侯”的形式，大多仍停留在上表干政的层次。但是在其后日趋激烈的藩镇对抗与兼并的过程之中，藩镇发现仅仅诉诸武力，不听朝命，并不能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大唐天子虽己名不副实，但其代表的中央旗号的威力和影响依然相当可观。若一旦控制李晔，不但可以假借天子之意发号施令，干预朝政，号令诸侯，还可在兼并过程中赢得对其他列强的政治优势，赢得奉诏讨贼、仗顺讨逆的舆论优势，从而获得战略主动，尽量避免引起其他诸侯的口实，减少对立面。如李茂贞在征讨山南诸杨，在对王建的争战中，就已经取得了“仗顺讨逆”的政治优势，其他诸侯对其行动持默许、观望之态度，不愿冒天下之大不匙。“挟天子令诸侯”的确是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
“挟天子令诸侯”不仅在理论上可行，而且还具有相应的政治环境。晚唐中央内部，天子暗弱，朝臣纷争，财饷不济，军力日衰。与之相反，各地强藩野心勃勃，自专财赋，招揽能臣，将士则长期征战，势如虎狼，战斗力当远在中央禁军之上。如此，朝廷与地方的力量失衡必然使藩镇产生“挟天子令诸侯”之心，而李茂贞为首的关中藩镇，更是近水楼台，首当其冲。
早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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