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最主要的一个生产部门，所谓经济是一切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农业在这一切关系中起决定作用。例如“三河”地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发祥地，数千百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统治中心——即所谓“都国诸侯所聚会”、“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就是因为这个地区一直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中心，农业是决定一切的直接力量。因为农业不仅直接关系着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也直接关系着“都国诸侯”的存亡，所以一个国家的农业兴衰，就直接表现为人民的贫富和国家的安危。
关于农业的这种决定一切的作用，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得非常清楚，阐述得也非常明确，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各派思想家，都纷纷从不同角度来反复中论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与经验教训。比如《管子》里，就有两段话：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凛之实，不可得也。
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栗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主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则战必不胜，守必不固矣。……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
李曜认为管子说得十分透彻，所谓“田野之辟，仓禀之实”，就是发展农业的两大目标，也是充实经济力量和巩固国家基础的根本大计。《管子》的后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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