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已衰，今时的强藩，唯大梁一家，河北即将归服，东平王取天下指日可待！致光须为他日荣辱早作打算！”说完乃退。
韩偓待崔胤走后，急忙入宫，觐见李晔，奏道：“崔胤不可罢相！如今南衙北司，互为朋党，各自依附强藩，势力相对平衡。崔胤一旦罢相，必致南北攻击，无论谁胜谁负，平衡一旦打破，则加速国家灭亡！”
李晔闻言心中有气道：“近日坊间传遍俚语‘天子出幸易，崔胤罢相难！’朕不信，国家拿那些武藩没奈何，还奈何不了一个文相。”遂不从韩偓，传诏崔胤即刻赴广州。
崔胤无奈，只好起身。临行却修书两封，一表朝阙，一移河中蒲州梁营。给朱全忠的自然是把情形描绘成自己委屈，对汴梁不利，请朱全忠出手；而给李晔的奏表，是这样写的：
臣离中枢不可悲！可悲者宦竖专横，陛下必为蒙蔽，甚有废立之忧。臣临行涕泣顿首，宦竖务须剪灭！除恶务尽！则朝堂清明，社稷可存！
李晔见到这奏表，怒不可遏，便问新任的宰相王抟对这事有什么意见？”
这王抟昔日曾为都都统王铎的军中推官，明达有度量，堪称贤良，见天子问话，从容奏道：“人君当明识大体，无所偏私。宦官擅权的弊端，自古便有，谁人不知？看眼下的形势不可猝然剪除，国家如今多灾多难，宜等候这些灾难渐渐平息，再乘机会。”表明态度后，又说道，“愿陛下不要将臣说的话轻易泄露，以加速奸小妄起变端。”
李晔深以为然。然而李晔不轻泄，崔胤难道就不能知晓？李晔身侧早已布满其耳线。王抟将宦官定性为“奸小”，传到崔胤耳里，却以为是指己，遂于赴任途中，再上一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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