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已经彻底失败。商贾势力的膨胀,不仅迫使朝廷承认富商贾本身差役的优惠特权,而且实际上他们已经多是全家都免掉差役了,豪商富贾大都逃脱赋役,官府的徭役赋税全都转嫁到贫民身上,朝廷腐败和一般官僚的贪婪,导致了国家政治、经济的混乱。正是“君与有司受奸商之豢,以毒民而激之乱……朝廷欲之速仇,不得其术,而墨吏贪奸商之贿,为施网罟,以恣其射利之垄断,民穷国乱,皆所费恤也”。由此可见,官商的本质联系,贪官和商贾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利益均沾,共同剥削广大人民,使他们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这正是中唐以后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
其六,商贾们还利用资财来获得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中唐以后,朝廷为解决财政危机,卖-官之风日渐盛行。如杨国忠遣侍御使“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南逃以后商贾乘机大肆逃避赋役。而中晚唐时,自宰相乃至县令等官职均标价列肆出售。为此,商贾们用钱买-官,纳银求职之事层出不穷。“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至德年间,朝廷曾干脆公然告商贾:“如能据所有资产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于终身优复”。为获得商贾资财,不惜给予终身免除徭役的经济特权。僖宗时国库虚竭,贷商旅富人钱谷以应急,而给予御史等官职。
朝廷的很多无耻官吏也常常不惜高额利息,纷纷向富商大贾借钱。如“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商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数万。然后得之,末尝有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宪宗时,郑滑节度使卢群向京师贾人张陟借钱,僖宗时,太原节度使窦瀚也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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