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的中央朝廷，从君主到官僚回天乏术，却出现了讲求士族流品的回潮。学界早有研究指出晚唐贡举为官宦士族、权豪子弟所充塞。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风气所向，“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一时间之朝廷重臣多系出身于公卿之家或累代名族、且科举及第者。以昭宗后期的宰相为例：孔纬，曲阜孔氏之后，擢大中进士第；韦昭度，属京兆韦氏，咸通进士；崔昭纬，清河崔氏，亦进士及第；裴枢，出自“代袭冠冕”的河东著族闻喜裴氏，咸通进士；崔远，博陵崔氏，龙纪进士，“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陆扆，祖系吴郡陆氏，光启进士，曾被皇帝寄予“斯文不坠”的期望；柳璨，出自河东柳氏，光化登第，因学术博奥而“时誉日洽”……这批人的“衣冠声望”成为唐廷在无望中的希望。
唐代的历史走到这一步，所谓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涵义；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与权力中心疏离而风光不再。既为大士族之后而复纷纷投身于科举，正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趋势。而在经历了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式的扫荡之后，上层社会中反而出现了朝廷与“衣冠流品”的紧密结合。不过，此时会聚起来的这些兼具“阀阅”与“冠冕”者，实际上不可能再构成为封闭排他的贵族权势集团，除去可以增重些许身份作为号召之外别无意义。而且，“衣冠流品”对于政权的强烈依附，直接削弱了他们在乱世中的适应能力。这些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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