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贰志”；或“采取隐居的形式，消极地不合作”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如后唐翰林学士张砺，陷辽之后，感到“生不如死”，想方设法南逃，“誓死守节，拒不仕‘夷’”；儒士张希崇，陷辽后得到重用，“渐加宠信”，但这种不薄的待遇却未能使之安心，最终寻找机会杀死契丹将军，率众南归后唐；儒士刘昫在陷契丹后，中途逃跑，匿上谷大宁山中，与躲在这里的儒士们“结庐共处”，后出山投后唐、依后晋；后晋翰林学士李浣，晋亡后归辽，被授予翰林学士、工部侍郎。然而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决意南逃，以治病为名，“异服夜出”。被抓住后，两次自杀。等等。
同样是“夷狄”建立的政权，为什么汉族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和契丹政权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呢？
唐末五代汉族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和契丹政权采取不同的态度，首先与他们的国家观密切相关，而士人国家观的形成，又与唐朝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唐前期的民族政策是什么样的呢？
同历代中原王朝一样，唐王朝也将周边的民族或国家通称为“四夷”或“夷狄”、“蕃夷”等等。但是，同样是“夷狄”，性质却有所不同。《唐律》将蕃夷划分为“化外人”和“化内人”两种，化外人，“谓声教之外四夷之人”，或“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显然他们不属于唐朝“国人”，是外国人；化内人，《唐律》没有解释，顾名思义，即“归化”或“归附”唐朝的周边各族，则应当属于唐国内的少数民族。唐朝对化内人，一般设羁縻府州进行管理。由于羁縻府州“叛服不常”，所以“化内”、“化外”往往是不很固定的，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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