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见李曜进来，便说了这么一句。
李曜一怔，才想起自己也算是这个时代的读书人。不过唐时科举与明清差异极大，他如今并无什么“功名”在身。要说起来，唐朝科举上承隋制，又别有发展创新，在科举的历史上有重大影响，但是与明清那种科举，却还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唐代读书人要夺状元，并不像明、清诸朝那样，先经县、州、府三级筛选，再经各省筛选，然后才参加国家级考试。国家级考试又要通过会试定一回名次，再通过复试定一回名次，再通过名义上由皇帝出题的殿试、十来位重臣“公同阅卷”、公推出前十名，由宰相在皇上面前“读卷”，最后由皇上“钦点”状元、榜眼、探花。如此繁复。
唐代比较自由，一般只在几个大区稍微认真地选拔一次，合格者便可直接参加“省试”，省试名义上是由尚书省主持的全国性考试，相当于后来的“会试”，其录取人选与各人的名次全由知贡举一人确定。知贡举一般是三年一换的，也有时一年一换，各人的学识、品性、心态不一，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个统一的标准。而且考卷不糊名，有时尚未开考，而名次已定，更有强要状元、自定状元的。各个时代都有黑幕，唐朝也无法独醒。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状元实际最多只相当于明、清的“会元”（会试第一），甚至连会元都不如。因为明、清诸朝科举考试已是主要的选拔官员的途径，筛选层次既多且严，参加国家级考试的人数亦远远超出了唐代——唐代应考的举子多则2000人，一般每年1000人左右，而明清读书人参加科举不仅人数则极为庞大，录取比例自然也就很小，而且会元的确定有极严格的程序，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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