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奈何天灾人祸接踵而来而纲吉大手大脚的习惯依旧不改，终于支撑不下去了。
无计可施的幕府终于把目光盯上了诸藩和百姓的腰包，就以极度荒谬的“生类怜悯令”为例，元禄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纲吉在江户郊外的中野拓地十六万坪作为犬类收容所，其中建筑了二百九十栋“御犬小屋”，蓄养了野狗八万余条。
“生类怜悯令”明明是纲吉为了自己福报向神佛上苍做的贡献，却硬将这大约二十万两白银的工程以“御手传普请”的名义摊派给丸龟藩主京极高或和津山藩主森长成，至于野狗们每年近十万两白银的伙食费则由幕府天领的农民和江户町人另缴附加税来解决。
这就不能不引起各地大名和日本百姓的不满，但仅仅如此还不至于动摇幕府的根基。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社会风气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幕府各级官员无不以各种名目收受贿赂，早就了一个没有钱就不能办事的元禄世道。
幕府不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所在，也知道一切问题的根源是金银大量流出，可真正要解决却有心无力。为此幕府中某些清醒人士便把仇恨的目光投向在贸易中赚取了超额利润的郑藩、华夏朝，再加上华夏方面又策动阿芙蓉走私进一步加速日本金银外流的速度，所以导致幕府强硬派再三要求断绝日夏贸易。
可对于掌握日本经济命脉的三都商人来说，彻底中断日夏贸易对他们不啻是灭顶之灾，已经在幕府改铸货币中损失非小的他们说什么都愿意幕府通过这样的政令。不过对于三都商人而言，若是能籍此压迫华夏让出巨额利润却是好事，因此尽管在结果上持反对意见，但在舆论上三都商人却站到了强硬派一边。
可惜的是三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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