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的丰富赏赐，再加上朝贡贸易中免税的情况，很多小国朝贡一次就是大赚一笔。最初欧洲人来到中国，也是用朝贡贸易的名义进行贸易的，他们甚至还想增加朝贡的次数。当然清人又不傻，随便来一来让自己有面子就行了，一年来好几趟，每次带走那么多赏赐而且还做贸易不收关税，朝廷也有些撑不下去，所以朝廷往往会用念其路途遥远，允许三年一朝贡或者五年一朝贡什么的借口，也算是借坡下驴。
倒是京城事变之后，大唐得到了塘沽、上海和香港三个港口，并且用自己强大的资本和影响力，基本控制了清国的商贸流通渠道，这也使得欧洲人来到远东跟中国做生意，实际上并不是跟清人贸易，而是“二道贩子”唐人做生意。唐商利用自己的能量和优势，将各种商品集中在上海、香港等地，然后跟欧洲人直接打交道。
实际上欧洲人也比较倾向于这种模式，虽然毫无疑问唐人在这个过程中牢牢掌握着贸易，控制着定价权和诸多其他商业权力，西方人也很少有议价的实力和基础，但在大唐特区进行贸易，关税要更低，而且大唐商贸公司的服务能力也是极强的，使得来华商人的贸易更加便利。同时在上海香港等地，还有着不少能够提供金融支持的大唐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从体系上就比跟清国商人直接贸易完善许多，所以哪怕是对唐人的垄断十分不爽，但欧洲人也只能跟唐人进行交易。
对于欧洲人来说，虽然失去了在远东地区争夺殖民地的机会，但是由于大唐出色的治理能力，几个东南亚海外领又成为了对于欧洲商人有利可图的地区。大唐对当地经济的开发和拓展，使得当地出产的贸易品增加，有些不仅是简单原料，而且还是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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