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即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新汉灭亡之后，鲜卑军事贵族与北方汉姓土族结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关陇联盟，后来关陇联盟城垛许多朝代统治的基础。河北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
“自赵武灵王（赵雍，约公元前340年—前295年）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当时赵人剪短头发，穿一身紧身衣服,跨上马背，简简单单几个改良动作,却让赵国在十几年时间里领土大增,改变了整个战国的形势，这便是之前所说的地域风俗文化与家国强大的联系。”
“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权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够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这样，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宜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军事上令汉族难与争锋。”
“而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历史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如此，在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没有那种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区之间的差距。中原先进的民风文化遂构成东南政权的重要基础。在北方沦亡之后，乔迁到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凭借这一点整合南方社会，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乔迁
第四百零九章：四角之地(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