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不少优越的条件，东西方的整体差距并没有拉开，中国还有足够的时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明末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关健的分叉路口，如资本主义经济荫芽，人文主义、理性、科技包括原始的民主思想等等，都己经有了那么一点意思，而且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开了一个头，整个中国社会在保守之中，仍然还保持着不小的开放心态，并非一无事处，只是在另一时空里，被清廷入关彻底打断，整个社会也呈整体的倒退。
现在则不同，清廷己经彻底灭亡，而在商毅的努力下，当然也仅仅只是在其中起了一个引导作用，这时的中国至少可以说己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如果在商毅的在位期间，能够保持相当一段时间，成为一个大势所趋，那么就算商毅不在其位了，也不用担心中国会又走上回头路，还是那句话，社会发展，并不是以个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商毅也理清了自已以后的主要任另，就是在自己在位期间，尽力的推动中国在通向近代的道路上走得越远越好，同时也尽量培养一批新的，适应这一发展的人材，而在此期间，东西方的全面交流和沟通，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才是商毅不遗余力的推动中国与欧洲进行交流发展，并且给这次访欧的经过，极高评价的主要原因，当然就访欧这一事件本身来说，也确实是一件划时代的重要大事，而在若干年之后，东西方的历史学家们为中国和欧洲在十七世纪中期几乎同时向近代国家发展，到底是谁影响了谁，而一直争论不休，当然也催生出一大批以此为研究课题，吃饭生存的人。
商毅当然不会知道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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