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的心境我自然也不可能一一叙记纸上。但我清楚的记得，我当时并不冷静，脑袋里胡思乱想，既焦灼又急躁，急躁到恨不得纵身跃下悬崖。写下这一切的我，并不是什么圣人，看着其他的战友一个个速滑而下，逃出生天，我哪里冷静得下来！实话实说，我甚至开是对黄班长有意见，觉得他是不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又对我这个老油头偏心了。
我本以为王军英和邓鸿超下崖之后，就该轮到我了。“重点保护对象”，可是黄班长亲口对我“加封”的。可在这危急关头，王副班长和邓大学生逃离之后，他却点了一个旗娃。倒不是说旗娃不重要，也不是说我比旗娃要高上一等，当时那种情况，谁都想立马捏上绳索，逃离这崖头——这是人的本性使然。
况且那时候的我，是在军营里头过惯了“皇帝生活”的蛮横班长，生出一点儿这种小情绪，再正常不过。
但焦急烦躁的我也明白，六个人不可能同时走，黄班长也并不在偏心。总得要有人在后掩护，战友之所以叫战友，不仅是一起扛过枪，还因为即便明白凶多吉少，也要丢下一切，迎头为战友上。
而黄班长挑出的顺序，自然有他的考虑。他要偏心，第一个偏的一定是自己。
旗娃一走，悬崖边上的防线，就仅还剩下三个人。
旗娃的身躯附上绳索，让松躺的绳子又紧绷起来。再看另一头绳桩，也还是绷得紧直，邓鸿超还未滑下天坑。不知道这大学生降到哪里了。
我手里的另几个绳索已经快要绑好，微微探头往树林里一看，越军士兵们的交流和不知所以的响动还在持续响彻。有限的视野里暂时没看见敌兵的影子。这让我焦躁的我一阵欣喜——我好像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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