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就完全无法处理政务，全赖南衙发布政令于政事堂，以政事堂为中枢统御朝堂，而翰林院随即完全停摆。朝堂政令发布多年来在南衙和内廷之间交替轮换，造成令之所出非系一门。且由于禁宫中的内朝和朝臣之外朝只能靠圣上亲信来沟通维系，尤为倚重亲信治国，结果为墨远重之流所趁，借以揽政专权。
至为严重的是，清流手中纠弹百官、压制奸佞的御史台完全失去了作用。圣上病卧禁中，天颜难见，而呈上弹劾奸小的奏章又如泥牛入海，诏狱亦再未启动，曾左右朝堂的御史台权责丢失泰半。而此处又恰恰是清流长久以来坚守的反墨党阵地，不容有失，否则再无遏制墨党的利器。
特别是太子监国后，东宫僚属接手朝政，在纠弹非违方面，太子自然会启用与御史权责相当的出自东宫班底的司直。若不趁太子秉政之初，理政尚未形成定例之前归权于御史台，御史台便要沦为摆设了。
正当赵学舟为保住御史台心急如焚之际，夏建业的贪墨赈灾银案给了他这个脱困的契机。以御史台介入审理要案，无疑可以摆脱被边缘化的颓势，重新掌权；要避免墨党操控刑部及大理寺借夏案打击清流，也不得不借助御史台的审案权掌控局势。两者唇齿相依，互为裨益。
权衡利弊后，赵学舟决定铤而走险，无诏而启动诏狱。诏狱虽有奉天子诏敕而启之定法，但这些年来成法脉准绳建立起来的规行矩止早就被撕开了一道道口子，也不多差这一回了。如今朝政奉行的不是按律办事，而是因循成习，习以为常后，便是成规了。
正如御史台原本也没有审案权，其问案肇始于当初侍郎落水案，因事涉朝臣和提供宫廷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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