忖片刻，“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疑犯曾不止一次出现在犯罪现场，他一直在等，等着他的目标穿上红色衣服的那天再动手。”
这也是钟宁今天去过第三起案发现场以后反推出来的结论—每一起案件实施起来难度都极高，疑犯绝不是随机选择目标的，必然是有某种原因让他认定了必须绑架这几个孩子。既然如此，那么有没有穿红色衣服就并非一个必要条件了。
廖伯岩想了想，故意道：“那照你这么说……坊间传的那些喷漆数字，也是疑犯在干扰视线？”
“只能说，有这个可能。”钟宁没有否认，却也无法确定。毕竟，似乎不留下这些数字，让警方集中精力去追查红色衣服这一点，又或者留下一些误导性更大的“我要报仇”之类的词汇，干扰视线的效果会更好。
顿了顿，钟宁补充道：“不过还有一种可能，这些连续的数字，可能跟疑犯的职业习惯有关。”
“1”“2”“3”“4”这种连续数字，假如不是故意干扰警方查案的话，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疑犯确实在隐晦地表达某种诉求，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不经意间把自己的职业习惯暴露了出来。
“不想明说的信息……职业习惯……”廖伯岩内心翻腾着，不过表面依旧是恰到好处的平静中带着疑惑的神情。他看了看钟宁，忽然道：“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看医生也有可能。”
“怎么说？”钟宁对这个观点兴致颇高，他也确实想从廖伯岩的角度得到一些新的启发。
廖伯岩斟酌了一下用词：“我们倒是会给每个病人和床位编号，方便管理。难道疑犯就是为了让警方并案调查，所以自己做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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