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贵族，也正是基于后者的军事力量较强，能在必要的时候给他们以军事上的支持援助；并且能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机会。他们同蒙古统治者间只存在互相利用的关系，他们的联合是建立在各自利益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对蒙古统治者的离心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而在对金、宋的战争中，他们又各自发展了自己的实力，这就为他们拥兵自重甚至发动武装叛乱提供了可能。同时，他们同蒙古贵族间也存在着争夺土地、人口的利害冲突，因此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背叛，李璮不过是他们中的典型和代表。这一点从事件的处理上也得到了反映。
祝允明所记李璮赴水未死为人救出被俘后，与严忠范和史天泽的一番对话即反映了当时一些汉人世侯的态度和动向。忠范首先向李璮发问说：“此是何等做作？”李璮答称：“你每（们）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在李璮肋下刺了一刀。史天泽问：“何不投降？”李璮竟不予理睬。又问：“忽必烈有甚亏你处？”李璮却说：“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于是史天泽命人砍去李璮两臂、两足，挖其心而后斩首。史天泽不待奏报而急不可待的杀死李璮，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宜即诛之，以安人心”10，其真实目的极有可能是杀人灭口。这就说明当时一些汉人武装地主对蒙古国的统治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离心倾向，只是在行动上有的谨慎、有的急切而已。
正是由于汉人世侯的这种态度和动向，才使李璮敢于贸然举兵叛乱。他错误地认为只要山东兵起，各路汉人世侯都会群起效法，大事可成而自己因首为天下倡而功必在诸侯上。但是，他没有估计到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战会在短期内发生有利于南军的转折，他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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