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只是有点感冒，你别太担心。”
肖重云握着话筒，浑身发寒：“你不是从来不相信父亲吗？”
母亲的声音远隔重洋，微不可闻：“是，但是他绝不会让我死。”
电话挂断很久以后，他依然握着手机，站在窗前，说不出话来。
与此同时，岛内的样品一样一样都寄到了。他私下托人，将家中的饮水，食物取了小份，走特殊渠道送过来，交给朋友检验。因为有了旧例，检验的结果出得非常快。水与食物都是安全的，奇怪的是，其中一只瓶盖外侧，检验出了特别微量，几乎不可察觉的毒物。
一定是张文山知道下毒的事情被察觉了，因此换了别的方式。他究竟把毒换到了哪里，用了什么新的方式，没有人知道。父亲甚至根本没有怀疑他——而肖重云让人调查了端毒酒给他的女佣，那个女人却早已被人送走，根本无处可查。
他追查过送人女佣的人是谁，所有的人都众口一词，说这个女孩是自己辞职的，赶着回家照看病重的父亲。她的老家在一个偏僻的热带雨林村庄，不通电话，一时无法确定这个人是否真的回了家。肖重云查了从吉隆坡出发，到那座村庄的交通路线，最便捷的转车只有一班，时间是早上八点，第一站到贝隆，可是女佣是当天晚上赶着离开的。
当然也许她有别的苦衷，但是肖重云无法说服自己。
后来肖重云灵光一闪，打电话问门房：“家里门禁以后出门要有出门条，谁给她放的行？”
“阿珍啊，”门房想了想，“当时她站在门口，正好大少的车进来，说了句家里可怜，就让她走了。”
那段时间肖重云常常做噩梦，梦见自己站在母亲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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