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评价。比如对继位初年的乾隆，一位使臣做出这样的评论：“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政令皆出要誉”。另一位则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朝鲜李朝实录》）这些史料，显然因其情境的特殊而具有与中国史料不一样的价值。
丹津班珠尔出身于十八世纪西藏最为出名的贵族家庭多仁家族。他身为首席噶伦，由于在1788年至1792年间西藏与廓尔喀的冲突中处理不力，被乾隆召到京城予以处罚。在《多仁家族史》中，他对这次朝见“文殊师利大皇帝”的经历进行了描述。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他们一行四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北京。9月22日晚上，理藩院衙门的两位侍卫前来通知明早觐见。
东方发白之时，丹津班珠尔被带到皇宫中门过道上等候。太阳升起时，大皇帝及随从驾到。丹津班珠尔记述道：“皇帝高高坐在外裹黄毡的八人大轿上。抬轿的八人同上述徒步人员的装束一样。皇上身着一件黑貂皮大氅，华丽而珠光宝气。尊容很像普觉寺的上师强巴的样子：长脸，一副威严状，一见就会让人情不自禁地充满敬意。”
皇帝的轿子到了他们附近时，稍稍停了一会儿，和他们做了简短的谈话。皇帝问丹津班珠尔说：“你是不是班第达之子？”接着问扎西顿珠，“你这胖子是不是班第达之子的同事？当噶伦的？”然后，又问两个汉人是不是四川成都府人氏。最后，皇帝特地招丹津班珠尔到跟前来问道：“你会不会汉话和蒙古话？”他回禀说：“汉话只会几个词，拼成句就不懂意思了，而蒙古话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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