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恰当，就以父权的名义，立即用板子处罚，无须预审或调查。”
这让视个人尊严和荣誉为生命的英国人无法理解并且非常气愤：“一个朝廷官员伸开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下令打他的人仅比他官高一级，这样的情景对外国人来说也许显得荒谬。这种卑劣的顺从，这种人类灵魂的堕落，在任何场合都毫无怨言地将自己置于一个奴才或者普通士兵的手下，任其施以恶意的体罚，而后还不顾加倍的廉耻与羞辱，居然去亲吻那根教训过自己的板子，目睹这一切，你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胸中燃烧起来的愤慨之火。”（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也造就了与欧洲人截然不同的中国百姓。
在英国人到过中国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国人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尤其使我们惊奇的，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英国人发现在暴力威胁下生活的中国人的道德品质与传教士所描述的大相径庭。那些伺候他们的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过得也快，而且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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