锨等物，并挟有草束，又复前来，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钱粮，不许差役催追旧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江苏江阴县也出现大规模的抗税斗争，“是年秋，邑大旱，有司不以上闻，征税如故，西乡民相率哄县堂，人挟苗一束委弃庭中，顷刻山积。阍者以大言吓之，几至激变”。
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特别是贫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权利上，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的皇帝。他全力维护农民的生存权乃至温饱权，但是绝不允许农民有政治表达权。
因为统治者最热爱的是稳定，而维护稳定的最核心手段则是维护纲常。一旦纲常紊乱，则统治者必然受到威胁。
所以，乾隆对于老百姓，有着对比鲜明的两副面孔：
对于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视如赤子”。
对于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则视如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应该说，民众斗争的风起云涌是清王朝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表现。经济总量的扩大，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造成经济冲突和经济纠纷日益增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民众的政治意识、权利意识也同步觉醒，社会上出现一些自发的维权组织，这本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难得契机。
乾隆年间，在地主与佃户的经济冲突中，佃户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组织性。他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用演戏、赛会、歃血、结盟的方式团聚起来，有组织地和地主进行斗争。有的地方出现了铁尺会、乌龙会、长关会等组织。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邵武佃农杜正祈等“结无赖子数十人，屡与田主搆难。恃拳勇，入市强横，久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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