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能体会理解他的痛苦，总觉得别人对他的关心同情不够。当人们不能理解或感到厌烦时，他们的情绪就会出现强烈的波动。皇帝在极度悲痛中，无法控制自己，不加节制地释放自己内心的狂暴和仇恨，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皇帝对官僚集团压抑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宽大之政赢得了“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但是，宽大必然有宽大的弊端。官僚集团具有深刻的奴性。作为一个整体，这个集团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你对他们越宽纵礼貌，他们对你就越不客气。从风霜严肃的雍正时期跨入宽大温和的乾隆时代，一开始他们确实如沐春风，感激涕零，可是一转脸，他们就开始故态复萌。乾隆皇帝希望他们以勤奋的工作来辅佐自己的“宽大之政”，可是他们却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许多地方，所谓勤奋的官员“不过是按时上班，循规蹈矩地处理文件后，早早下班，回家闭门不见一客”。（《乾隆朝起居注》）至于懒惰的官员所作所为更不像话。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侦破的重大盗案多达116起，已经破获的，也多是拖延着没有判决。乾隆生气地说：“可见从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处理，以致积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废弛，盗风何时能息？”（《清高宗实录》）
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后，先后发生了布政使萨哈谅贪污税款、提督鄂善贪赃受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等贪污案件，让乾隆十分震惊。
乾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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