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干部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
其教官除了关内调过来的抗大有限的几名教员之外，还有争取过来专门主讲日军联队级战术、步炮协同战术的几名日军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其中不仅包括一名操着流利中国话的副联队长、两名大队长，甚至还有一名曾经在陆军大学担任过讲师的师团级中佐作战参谋。
杨震说的没有错，这些大阪兵虽然贪生怕死，也过于贪财了些，但其军事素养在日军近似残酷的严格培训之下，还是极为扎实的。尤其是团一级的战术素养，其水平在整个世界上来说也是一流。
在面对要么下煤矿去做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的苦役，完不成工作定量还要挨饿。要么按照自己在日军中的级别拿相同工资当讲师，还享受一些待遇的这个选择面前，这几个在第四师团的军官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去当讲师。
反正也就是在课堂上当个老师教教课而已，又不是上战场与自己的同胞拼命。即能改变自己在战俘营中的生活，不用去干苦力还能拿到工资，何乐而不为？虽说管制的严格了些，除了设定的范围之内，什么地方都不让去，但总比挨累受饿强得多。
至于那些被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会在战场之上让他们的同胞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就是不是他们现在考虑的事情了。与他们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一些炮兵、装甲、防空等杨震所急需的各种专业技术干军官。
有些本来打算还硬到底的日军战俘，在被拉到鹤立的煤矿体验了一把其他师团被俘日军的生活后，大部分第四师团的日军战俘都坚决的选择拿工资，为对手效力的做法。对于第四师团被俘的军官和技术人员来说，怎么样才能在战俘营中生活的更舒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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