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欧锦江先生做过助理这件事情可能全是我自己瞎编的，吹牛的，我没能得到那个职位。”
我特别平静地讲述着从前发生的事情，三年半之后的欧先生开始转过了身子，仔仔细细地看我，他到底开始发觉我来意不善，我所谓“受他恩惠”很可能是个旧日冤仇。可是这我还没说完呢。
“当然不仅仅这样。我给您当了好几个月的助理，可是全加到一起也没有那天下午您跟我说的话多，您好像突然就了解我了，好像突然就知道我以前是什么人，以后会怎样了。您说像我这样的女孩最好就不要留在上海了，最好回家去，就在爸妈旁边，找一个旱涝保收的单位坐办公室，到一个合适的时间，相亲把自己嫁掉，要是有条件的话，结婚出国旅行的时候可以在上海转飞机… …”
那天发生的一幕好像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我像个傻瓜一样站在楼梯下面，欧先生在二楼的缓步台上，居高临下地跟我说话，干脆地拒绝向我提供证明我给他工作过的书
面文件，他手里拿着咖啡，他的脸上怎么看都像是有点笑容，那笑容让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是一个大上海的笑容，根基于权势，财富，阅历的充满优越感的笑容，他笑我渺小，笑我贫穷，笑我受制于人，他预言我平常无味的一生。
“当时我什么都没说，”现在的我继续对欧先生说，“我耽误了工作，我也没有跟您请假，我理亏，我应该被您教训。但是您可把我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