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学的兴起，都是多种条件合力作用的结果。花间词的出现，离不开特定时代、地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的统治遭到了重创；中唐以后政治的腐朽、社会的颓败，更令广大文士屈志难伸，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面对着衰乱的时世，人们既有虚无之中的忧患，也获得了摆脱一切禁锢之后的轻松。社会文化回避那些金刚怒目的刚性文学，转而需要熨贴人心灵的慰藉，使得人们从焦躁、饥渴的状态中求得滋润和平衡。于是，消遣性、柔弱性、日常琐细化的软性文学应运而生。加之中唐以来南方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步壮大，追求世俗享乐的意识迅速膨胀，进而成为一股声势巨大的文化潮流。曲子词的兴盛正是迎合了这样的趋势，即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所云：“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广大文人沉溺于身心的放纵，本能地开始浅淡情思和轻柔爱意的吟唱，通过绵邈软媚的词作传达出婉约细腻的心曲。正如李泽厚所说的那样：“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这并非神秘的气运，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所使然。”
巴蜀地域文化对花间词的发展给予了强大的外部推动力量。
“天府之国”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蜀人的生活相当富足，养成了耽于享乐的习性，注重审美的直觉感受和天马行空的奇情异想；而且由于其性情的毕露，又令蜀地文学带上了技巧化、装饰性、炫才性的特点。同时，由于较少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蜀人多具热情奔放
第61章 波水溶溶一点清(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