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了。
总之那个暑假我待得还是挺开心的，回去的时候，查文斌解下了那枚挂在我胸口的铜钱，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的身上就多了一块胎记，一块圆形的黑色胎记，很小，但是位置却处在以前铜钱的位置。
查文斌把我送到家的时候对着我阿爸说：“可能是我太心急了，这孩子还小，等过些年再试试吧。”
后来那几年我就很少再看见查文斌了，村里有些白事需要请人来做法事，也常找不到查文斌，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了。
第二年的冬天，阿爸在山上打了一条麂子，便喊几个朋友到家里来吃野味。吃完了，他们便要打麻将。那一晚忽然就下起了小雨，但是在屋子里搓麻将的人们都没有发觉，等到发现雨有点大了，天色已经很晚了。
当时家里的伞也不够这么多人借，他们便商量着再多打几圈，等雨小点了再走。
麻将一直搓到将近午夜12点，雨才停了，阿爸的这几个朋友便要散场回家。那会儿农村里用的都是上电池的那种铝制手电筒，黄黄的光，照得不是很远。
等他们走了，阿爸也就准备去睡觉了。门才没关上一会儿，就有人来敲门了。
“咚！咚！咚！”很急切的敲门声伴随着的是几乎要崩溃的求救声。阿爸赶紧穿上衣服，连我都被惊醒了。门一开，刚才打麻将的那三个朋友又回来了，其中一人手里还抱着一个湿漉漉的女人，女人的手中有一把已经撑开的伞，另外一把则是没撑开的。
“怎么回事？”阿爸问道。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还没过桥，就发现老李他老婆倒在桥上，浑身冰冷。”
这个女人是阿爸一个朋友的老婆，那一晚她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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