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倒不会刻意为难人，只是与前线的任务部队联系到底涉及战局，不好任意妄为，便打发人记了她的地址，言明若是有了联络的机会便帮她问一嘴。
黎嘉骏再次千恩万谢的走了，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回走，这南南北北的一跑，一天又过去了。她除了早上出门吃了个包子，其他一天什么都没吃，身心俱疲，但心情却略兴奋。
说是没进展，但知道武汉没掉，那二哥去武汉的机会又大了不少；可要说有进展，也着实一点都没有。
她去电报站排了近半个小时的队才得以言简意赅的向家里拍了一封平安信，回去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一早，她并没有傻等军营那儿的消息，而是继续出发，去了宜昌镇府大楼，那儿有个中央专员办事的地方，经常给二哥这种过路的短期驻扎的人员留着，这里人员来往都要登记，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存在与否。
她申请查了办公记录，发现二哥果然有来过，可最后一栏写的去向，却还是“重庆”。
……她镇定的放下记录本，什么想法都没有，在会客室里痴坐了半个钟头才站起来，一言不发的走出去。她没有回旅社，而是直接徒步走到了郊外军营外，在卫兵的瞪视中，瑟瑟的坐在一棵树下，抱膝等着。
天寒风凉，她里外都跟漏了风似的呼呼的冒冷气，鼻涕哗哗的流，手帕已经成了一坨，她手指僵硬的握着手帕，觉得自己似乎高烧更厉害了。
实在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了，她能想到的，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剩下的，似乎真只有听天由命了。
日头渐渐落下，门卫也已经换岗过，她吃完了自备的馒头和水，知道自己若是再等下去只有病死在军营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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