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些欧洲的俱乐部，他们想要以这种方式就挑走我们最好的球员。可是他们不会得逞的，永远不会。他们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寻找棒球手，但凭借这种方式他们永远找不到好的球员。”
在一张点着许多支蜡烛的桌子上，喝了一些酒的巴西人和伊蕾抱怨起了这个行业内对于球探的挤压，以及球探在巴西的生存现状。
“在欧洲，那些财大气粗的俱乐部随随便便就给很年轻的球员开出几百万欧元的年薪。可在我们南美，就算是发展得最好的巴甲联赛，两百万欧元就已经能算得上是队内顶薪了。而分给我们球探的钱就更少了。可是如果没有了我们，他们甚至都可能看不到那些球员。一些欧洲豪门俱乐部挑选青年球员的眼光在我们看来可笑得就像一个五岁的孩子一样。他们总是做这样的事，花很多的钱买一个庸才，却只收很少的钱就愿意放走真正会成为巨星的球员。”
伊蕾听着曼托说着这些话，而这名球探的妻子却仿佛根本听不懂他们所说的这些。那是一个黑人女人，在一旁安静地哄着她和自己丈夫的两个孩子入睡。直到午夜的十二点，伊蕾和曼托才离开了饭桌，曼托在烛光底下整理并研究起了他在这几天里所注意到的一些孩子，而后开始准备起了他需要交给足球俱乐部的，有关这几个孩子的详细报告。
伊蕾则走到了屋子的外面，打开一张躺椅，坐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星星。这样的生活充实而又悠闲，它让伊蕾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
可是随着伊蕾一天天地了解到更多她所希望知道的，有关这个行业的一切，以及脑中的那个模糊的概念慢慢成行，她知道这种宁静而悠闲的生活不会持续太久。
但她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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