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门汀上，在医院里昏迷了一个星期。
我找不到她的亲属，只在抽屉里找到一张医保卡，这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我去过派出所与居委会，确认她没结过婚，亲戚全在香港和海外，但从不来往。二十年前，她从公交公司提前退休，闲着没事翻译俄国，稿费虽然微薄，总比光拿退休金的孤老太强些。我在医院代表亲属为她签字，当时很害怕她会不会将永远沉睡下去。
卡佳醒来的那天，我正在她的病房里。当她突然睁开眼睛，我盯着她喊了几声卡佳。她的目光有了反应，说明她至少记得这个名字。我转身要去呼唤护士，她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似乎是俄语某个单词，听着又有几分耳熟。午后的时光里，我在门口停下来，慢慢转身。枯黄落叶的窗外，射来白油漆般的光，在我的脸上反复涂抹。
我听清楚了她的念叨：格奥尔基。
最初的恍惚过后，我才想起这个名字属于谁——1958年在莫斯科的中国电工。
你是在叫我吗？
卡佳点点头，又叫唤了我一声格奥尔基。
我想要摇头，脖子和颈椎却僵硬着不动，也许是昨晚落枕了，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
昏迷的七天里头，她的头发更白了，我不会给她保养皮肤，脸上的皱纹密集涌出，但没照镜子的她并未意识到这些。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七天。
我像个白痴似的回答。
卡佳摇头，眼眶已经湿润。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当我看到老太太的泪水，像涨潮的黄浦江汹涌在脸上，我的心头骤然悬空，一下子懂了她的问题——她找我找了多久？她找她的格奥尔基找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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