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便吸收陆海防加入了佐尔格的情报组织。
陆海防的主要工作，便是将每天中国报纸上刊登的有价值的材料，翻译成英文。
佐尔格调离上海前，根据秘密工作的原则，曾经严格要求，陆海防只能与于生单线联系，后来佐尔格调走，于生不久也调离上海。
于生临行前，将自己负责的一部分情报关系转交给陆海防，让陆海防直接接受罗伦斯的领导。
在于生移交给陆海防的情报关系中，有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叫刘思慕。
刘思慕，广东新会人，岭南大学毕业，早年参加民党，曾任广东省党部秘书，后经鲍罗廷介绍，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从苏联回国后便脱离民党。
1933年，刘思慕旅欧回国以后，在上海参加了远东情报局，1934年打入南京民党内务部，1934年底，更是贴近到蒋介石的身边，任蒋介石的“武汉行营”上校法规专员。
此时，正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期。
在内务部时，刘思慕便经常把蒋介石的围剿计划以及军事地图带回家，逐张拍摄下来，每张拍两次，冲洗后通过交通员传递给远东情报局的罗伦斯。
刘思慕到蒋介石武汉行营任职后，更是集中精力搜集蒋介石追剿长征中的红军兵力部署情报，通过武汉的交通员把情报传递给上海的罗伦斯。
这个交通员便是大名鼎鼎的崔国翰。
崔国翰，湖北江陵沙岗人，1913年入湖北法律专科学校，1920年回乡，任县自治筹备处秘书，1927年6月，加入党组织，7月份与党组织失去联
第0132章 歪打正着(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