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意识到，战争一旦在亚洲地区爆发，中国很可能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而此时因为中国和曰本的国力不断上升，中国国内“泛亚洲主义”思潮兴起，很多人认为中国和曰本应该联合起来对抗西方国家。当时中国政斧高层持此种论调的不在少数，因而导致中国政斧的对曰政策也出现了一定的矛盾。一方面中国积极备战，一方面也向曰本做出了和平谈判愿望的姿态，吴佩孚在面对国会质询时也委婉的说：“……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益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可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另一方面，他又宣布“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国民，下最后之决心”，“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他的这种措辞反映出燕京政斧的对曰政策已进入一个过渡期，出现了新的动态。
曰本方面敏锐地嗅出了中国政斧隐含的变化，当然不肯放过机会。曰本一直担心遭到中美两国的夹击，想要摆脱这一局面，而曰本此时国内也是参战的呼声益高，曰本政斧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和中国进行公开谈判。因此双方都开始了私下的秘密接触。
吴佩孚作为中国政斧的掌舵者，他在与曰本交往方面具有较长期的经验，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使命的意义：他希望能够与曰本取得暂时妥协，为中国的战备争取时间，他不
（四百五十四）条约就是用来撕毁的(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