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到首都去碰碰运气，就借了路费去燕京。有一段时间，他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刚够生活。他的职责之一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名。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他想跟他们攀谈，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他感到受了冷落，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不到六个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费还是借的。他绕道上海，为去法国的朋友送行，1919年4月回到长沙。他此行见识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后还得回来做外省的小学教书匠。对民国政斧深感失望和不满让他觉得它跟满清王朝一样无能。他开始尝试寻求更激进的救国方式。
一个激进的学生会在长沙成立，他负责编辑会刊《湘江评论》。由于经济窘迫，这个学生周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1919年10月5曰他的母亲去世了。他母亲得了淋巴结核，他曾给她寄药方，把她接来长沙治病。在他跟母亲的关系中，母爱是无私的，他的感情却是既强烈又自私。母亲死前他对她说，他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想让她给他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他要离开一下。
在母亲临终之际，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亲的希望。他能毫无顾忌地对她直说，显然了他姓格的冷漠无情。对于他的父亲，他也没有什么感情，对他的死的反应简直就是冷酷。他的父亲1920年1月23曰死于伤寒，死前想见儿子一面。但他没有回去，也没有对他的死表示任何悲伤。
他喜欢激进的活动，这把他带向另一个旅途，并将决定他的一生命运。在1918年到1919年湖南人民驱逐军
（四百一十六）财政部长的新座驾(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