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的父亲要他上学，否则拒绝供给他钱，19岁的他只好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当时师范学校都不收学费，是那时中国致力于教育的结果。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充满开放的空气，连数学楼也是欧洲式的，长沙人管它叫“洋楼”。教室很洋气，漂亮的地板，窗上装有玻璃。校方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新见解，鼓励他们自由思想，组织不同的学会。学生的出版物有鼓吹无政斧主义的、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画像还一度挂在大礼堂里。对读报上了瘾的他已在报章上见过“社惠主义”这个词，在这里他又第一次听说了“共有主义”。那时，中国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象全世界的学生一样，他喜欢无穷无尽地和朋友讨论问题，有时沿湘江漫步，有时爬上校园后面的小山，坐在草丛里辩论到深夜。蟋蟀在身旁一声一声地唱，萤火虫绕着他们一闪一闪地飞，熄灯的钟声响了，他们置之不顾。出门旅行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一转悠就是一个月。农家友善地欢迎他们，供他们吃住，他们以写门联报答。
一次高谈阔论中，他主张将唐宋以后的文集诗集，焚诸一炉。这是他第一次提到烧书。当时，这话并不离奇，在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气氛中，一切天经地义的道理都受到挑战，历来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当然。国家有必要存在吗？家庭呢？婚姻呢？私有财产呢？什么样的议论也不奇怪，什么样的话也都能说。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他形成了他的道德观。24岁时，他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中译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他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
（四百一十五）狂人成“神”之路(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