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开始激化，巴黎和会日渐显现出帝国主义“分赃”的性质。中国的“废约”问题成了列强相互讨价还价的筹码，被放到了平衡彼此利益的天平上。种种迹象表明，巴黎和会完全不是所谓的公理至上，而是彻头彻尾的强权政治。顾维钧不无悲哀地叹息：“强权利己之见，绝非公理正义所能动摇。”
既然公理不存，顾维钧只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中国自己的力量来谋求中国利益之保全。1月25日，他会见法国外长毕勋，提醒对方，倘若中国废约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危及法国在中国的利益。1月28日，他又拜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希望以重新订立商贸易条约为诱饵，争取英国支持中国。而威尔逊为了打开局面，巩固美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全力支持中国的“废约”主张，威尔逊和顾维钧的共同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欧洲列强之间的肮脏交易。
两天后，中国代表团向英、法、美三国呈送说帖，力陈不“废约重订”的危害，为了打动英国，顾维钧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即先将香港及澳门问题暂时搁置，而关于台湾问题，可以不在大会讨论之列，也不写入和约之中。这一努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挫败了日本企图以此要挟退出和会实施政治讹诈的阴谋。
尽管顾维钧的让步使废约问题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台湾问题未被写入和约之中这一消息经报纸报导传入中国国内，使得中国人的公理梦碎，毫无心理准备的中国知识界率先走上街头，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虽然迷信威尔逊“世界公理”的激进青年们仍然在美国使馆前高喊着“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大规模抗
（二百八十二）分赃不成又如何(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