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后人”傅孝文心中一惊，说道，“他们竟然也会想到去找他？”
“十三行”的名称在大清朝的岁月发展中，有着特殊的含义。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十三行的海外丝绸之路贸易有着很大的关系，其中还牵连了英国、法国、美国、瑞典等国家港口对中国的“堪舆”，甚至形成了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大战。当时的清朝每年40的税收都是从这个“天子南库”里提取的，几乎是清朝的国库的二分之一。当时广州港口“珠江内外，樯桅林立，彩旗飞扬，熙熙攘攘，一包包绫罗绸缎、茶叶、陶瓷堆积如山，来往交易的有丹麦、瑞典、荷兰、巴西、俄罗斯、葡萄牙数十个家”。这些贸易财富，也是让清朝皇帝手脚哆嗦“眼红”的税收和贡赋，而到了乾隆年间，则逐渐形成了海上丝绸贸易的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特殊产物，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可取可舍。因为清廷既要“严华夷之大防”，又要保证对外贸交易，让银元象流水般进入朝廷的金库，于是两广总督便组织和指定人员专管广东对外进出口贸易，说是指定，却不少是朝廷内务府派出的粤海关监督，而他们却对十三行行商有生死掠夺的权利，加上保商和税收收缴让十三行的行商虽然“年轻”，仍然承担重负，恩怨纠缠中，把好端端的海上丝绸之路，最后变成为了“喂番鬼”的银元外流。
由于国内外运到广东海口的商货越来越多，为了加强管理，适应开关后发展着的对外贸易的需要，保证关税的征收，清廷以法令形式发布“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规定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商人和从事对
（二百七十八）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对手(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