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文中明白的点出，“许谦黎寿昌等人非迫群众至督办府不可，竟称府院卫队已经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而相率而往。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
著名学者陈源在《现代评论》中也提出来了同样的观点：“学生遇见些‘好人’，都说那天在承天门开会后，他们本不打算再到督办府，因为他们听见大会主席宣布督办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督办府门前去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于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谎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之责任了。”
“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但在惨案发生时，卫队的枪里并没有子弹，但却从墙头打来三枪，当场打死队兵三人，卫队受惊，遂不顾禁令，重新装弹开枪，我想要问一句，这至关重要的三枪，到底是谁打的？在此关键时刻，群众领袖们都在哪里？死难者男女学生有之，儿童有之，市民有之，独不见彼群众领袖有丝毫受损者，此乃巧合呼？呜呼督办府门前之死难者何人？彼群众领袖无与也各处医院之呻吟痛楚者何人？彼群众领袖无与也”
而当那篇名为《血写的谎言》的文章在中国各地报刊上转载之后，立时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英法美等国纷纷谴责苏俄政府对外输出**的间谍行为，英国《泰晤士报》称这次由苏俄背后策划的恶性流血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美国《纽约时报》称惨案发生的这一天为“中国成立共和国以来最为黑暗的一天
（二百三十一）退位让贤段督办(2/9)